一個早上，他傳來簡訊，三度更換碰面地點。
第一通簡訊，約在上海中山公園地鐵二號線入口。過了二十分鐘，簡訊建議改搭四號線，站名待確定。又過十分鐘，第三通簡訊確定，在地鐵四號線藍村路站見，不要出站。
他穿一件白色襯衫、藍色西褲，配上涼鞋，坐在月台座椅。輕聲說，「最好把手機關掉……他們聽得到。」
「他們」，中國國安單位。
他，中國地下家庭教會傳道人。
八月這個微涼的週日，他在上海市區某棟商業大樓裡，和兩百多個上海市民同做禮拜。聚會場所像補習班教室，沒有十字架。擺在鐵椅上的聖經，大概是翻太多遍，略顯破爛。
放開喉嚨唱聖歌，大聲跟隨牧師禱告，他終於解除防備。
在中國，從最富裕的沿海都市，到最窮苦的河南山區農村，都有這樣的家庭教會。家庭教會不跟政府登記註冊，屬於非法集會。
共產黨對家庭教會時鬆時緊，傳道人或信徒不時遭公安或國安機構盤問、調查，甚至拘禁。聚會時間與地點，通常都在當天臨時通知。
非常弔詭，主張無神論的共產黨統治六十年下，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和巴西，第三大基督教人口國。
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粗略統計，中國有一億一千多萬名基督徒（含天主教），每天還新增一萬名皈依教徒，其中有六成以上，是家庭教會教徒。
無神論下的基督教大國
有人預測，未來二十年內，中國極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國家。
一九九四年，在中國國務院國際問題中心工作的李凡，成立了民間智庫「世界與中國研究所」，大膽探究中國政治與社會議題。
李凡曾多次到基督教大本營河南做研究。他統計，中國共有八十萬個家庭教會組織。
李凡分析，基督教迅速發展，除了因為社會需要宗教精神體系支撐，更深層的因素，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。
當時人民安全沒有保障，希望有個超越現實政治的神來保護他們。
紅衛兵拆廟搗神像，傳統宗教被破壞殆盡。基督教本來不拜神像，也不需要特定集會場所，反而更容易傳播。
在華南傳教的鄭牧師，是家中第五代傳教人。他回憶文革期間，基督徒要聚會，都在凌晨起床，各自摸黑走兩個多小時山路，到深山安全地點聚會，拍手做暗號，確認對方是教友。
「處於苦難，只有在宗教才能找到存在的價值，覺得自己像個人，」鄭牧師不願曝光，不想被政府盯上。他說，中國傳道人為避麻煩，幾乎都改過名字。
溫州市郊鹿城區，晚上七點半，又悶又熱的天氣，讓人昏昏沉沉。
麵包車開到巷子口，才下車，惡臭撲鼻。寬僅兩公尺的狹窄巷裡堆滿垃圾，幾盞路燈微弱無力，巷子格外幽暗。
遠遠的，歌聲傳來。尋聲往前走，窄巷裡每一戶敞開的客廳，都有打赤膊的民工，還在家裡趕工黏鞋子、縫衣服。
這家水泥土房，大門口積了一堆垃圾。從外面看進去，六、七十個男女老少的背影，面向十字架，手裡拿著詩歌本，跟著台上的風琴手，忘情高唱詩歌。
這是溫州農民工教會。
來自貴州的女民工站在講台上，帶領大家禱告：「我們原本沒有指望的人生，遇到了主，知道自己沒有被放棄，靈魂有了真正的平安。」
禱告的眼睛緊閉，感動的眼淚奔流。
三十二歲的曹凱站在門外，靜靜看大伙聚會。曹凱十幾年前從安徽阜陽到溫州成衣廠打工，過了幾年荒唐生活。信教懺悔後，到學道班（小型神學院）進修，選擇傳教生涯。
曹凱也有過民工艱難的心理狀態，「在工廠一直做同樣動作，白天黑夜，做久了，人會崩潰。」
四年前他創立民工福音藝術團，對溫州三百萬民工傳福音，至今已經帶起五十幾個民工教會。
「有信仰，就有活潑的盼望，大大改變人生。民工在工廠，品格變好，也變得更快樂，」曹凱一家四口，擠在不到五坪的房間。樓上樓下都是家庭小工廠，民工從早上七點，工作到晚上十一點。曹凱臉上總是掛著開朗笑容，為他口中的兄弟姊妹打氣。
溫州是中國民營企業大本營。溫州人從賣鈕扣、五金，做玩具、打火機、皮革，卑微發跡，成為中國最有實力的商幫，擁有六千億人民幣流動資金。
溫州也和北京、河南並列為基督教三大重鎮，對家庭教會最開放。每一個小區都有教堂，而且不必遮遮掩掩。
研究基督教二十多年的上海劇作家姜原來分析，溫州是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，西方傳教士一百多年前就進入宣教。
溫州「七山二水一分田」，土地七○％是山，對外交通阻絕，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最小，有利基督教保存。溫州八百萬人口，基督徒至少就有一二○萬。
一半耶路撒冷 一半索多瑪
（蕭富元採訪整理）
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id=5026796&page.currentPage=1
教會為信念崩潰的社會底層，做了大量補救性的工作。
在城裡上班的白領階級，孤單、空虛。他們中愈來愈多人也把教會當做自己的家，每天彼此問候：「今天到家去了嗎？」
在中國，地下基督徒聚會不時要打游擊換地方。不過，表面上，政府掌控嚴密，但還是有毛細血管那樣的許多細密空間可以發揮。
例如，鄉村神學院像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，不僅是信仰培訓，客觀上，還提供了官方義務教育不能提供的人格教育——教信徒如何在惡劣環境中持守人格、不損人利己、不賄賂不收賄。
中國經濟高度發展，群體靈魂則實際已失魂落魄。
在這樣惡化的倫理大環境中，甚至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知識份子都指出，基督教群體保持了整體性清潔，提供了一份難得的精神財富。
或許，正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推論，當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基督教國，用漢語傳福音，以中國觀點詮釋聖經，這恐怕才是西方人最害怕的中國崛起。
上海名作家 姜原來：基督教是精神上的救命草
六十歲的姜原來，是上海知名作家，也是中國最有名氣的家庭教會傳道人。今年五月，龍應台文化基金會還邀請他到台灣演講。姜原來在上海接受《天下》採訪，他長期在農村傳福音，幾張桌椅，一塊黑板，就能講學。
中國這些年來，老是在經歷，罕見根本思考。
文革期間，我選擇下放黑龍江最偏僻農村，饑渴閱讀俄羅斯作品，從中接觸到基督教。當時思想苦悶，對於基督教有朦朧的好感。
文革後，思想大解放，新馬克思、自由主義和各種宗教都進入中國，眼花撩亂、百家爭鳴。
與年齡不相稱的激蕩中，我漸漸不能滿足於歷史的、社會層面的種種學說主義，而思考著基督教對人性的最終判決和解決之道。
我母親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基督徒，我也在一九八三年接受信仰。
我當時還在上海市政府做環保工作，行事低調。直到六四事件爆發，我公開自己的信仰，受洗成為基督徒。並且離開公職，重新選擇生命道路，保持清貧生活，把生命用於追求真理。
我進入教會工作，保持兩棲身分，既是基督徒，又是公共知識份子。
中國現在是極度喪失信任感的社會，人紛紛變成沒有信念依託的孤魂野鬼。
例如農民工，他們覺得自己像條蟲子，誰都可以踩幾下。但在教會裡，他們有起碼的尊嚴，基督教是他們精神上的救命草。
蔡小林戴一副黑框眼鏡，談吐斯文。他白天是一家有六百多名員工的鞋材廠老闆。下班後，他換了個身分，在市區傳教，每年二○到三○％的收入捐給教會。
蔡小林的父親是死硬派共產黨無神論者。蔡小林信教後創業，深刻體會，要做基督商人非常不容易。中國經商有很多潛規則，企業逃稅、給回扣司空見慣。
「這些事情做不做？是基督徒就不能做，」蔡小林深信，社會愈多基督企業家，就愈能減少腐敗。
台灣牧師的地下工作
中國出現基督教復興運動，台灣也是重要推手。
每年有上千人次台灣牧師，低調差派到中國訓練傳道人，教他們讀經、解經，還舉辦許多營隊，如青少年事工營、大學生營隊、婚姻營、聖經班、音樂培訓、心理輔導諮商等。輔導項目涵蓋靈修、品格教育、親子教育到婚姻諮詢。
在台北北區某教會服務的葉牧師，二十年前開始到對岸教導傳道人。除了西藏和西北，其他地方他都去過。
葉牧師形容，每次去中國，都像在做地下工作，不能跟教會或家人透露行程。進入中國，得小心翼翼，避免讓官方發現。
葉牧師注意到，最近基督教在城市發展特別快。知識份子聚集的大學，紛紛恢復宗教系，組織大學學生團契，像當初學習馬列思想那樣，熱切學習基督教。
「中國一五○年，各種主義都學過了，最後還是選擇西化。要西化，基督教是思想的本源，」李凡預言，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，基督教影響力量會愈來愈大。
經濟中國和精神中國，在溫州同等分量、同時並存。
溫州是中國豪華轎車和教堂最密集的城市，姜原來比喻是「一半耶路撒冷（聖城），一半索多瑪（罪惡之城）」。
溫州老闆兩極，一種專門投機炒房，買好車、住好房，生活奢華。另一種盡量投資賺錢，再努力奉獻。武漢、太原、成都、瀋陽各地教堂，很多都由溫州人出錢興建。
李偉今年才二十二歲，已經是一家小成衣工廠老闆。
李偉父親是文盲，六年前帶著他從安徽到溫州打工。去年，李偉和父親投資四十萬人民幣辦工廠，雇用四十幾個工人，第一年就賺了三十萬人民幣。
李偉以前覺得，人活著就是為了賺錢，每個月領了工資，就去賭電玩、買彩券。
他在溫州接觸到基督教，受洗成為教徒，「做什麼事情，都對自己有信心，比賺五百萬還高興。」
李偉有個夢想，回老家蓋別墅、開工廠，讓村民不必離鄉背井到外地煎熬。他還要在村子蓋教堂，為農民宣傳福音。
「有了信仰去創業，才會有視野。沒有信仰，很容易被坎坷打倒，」李偉初中都沒畢業，聽他談話，還以為他上過大學。
台灣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牧師張益禎表示，基督教社群是用社會學大師韋伯的理論，來看待中國崛起。
韋伯主張，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在歐洲成功興起，幕後最大推力是基督新教倫理。宗教要人勤奮刻苦，努力工作，並用最後的成果奉獻榮耀給神。
溫州商人身上，展現了資本主義和基督教的密切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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